当是时，未有人心先有五行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，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，未有无极太极，则太虚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。

故圣人说，天地人为三才。他说：有形而上者道也，太极是也。

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，也是如此。以刚而善则固美矣，以刚而恶则不若柔善之为愈也。郑玉和吴澄一样，以朱熹为道统正传。但不能消极等待天道变化，还须靠人的积极努力。他说：大学之道是大学教人为学的方法，明是用功夫明之，明德是本来元有的光明之德。

虚灵不昧人皆有之，是众来取，皆得求之即与之，所得深浅厚薄分数在乎人为也，此说是理一也。人之禀受，有清有浊，有厚有薄，也难均平。[286] 这就是说，只有经过我的心，才能知道有万物。

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功夫，云不得只如此。他所谓致知，是致吾心之知。他利用《大学》中的一个残句——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补缀编写成《大学》第五章（即今之《格物致知》章），对致知在格物作了系统的发挥，提出了他的格物致知说。《阴符经》此等处特然好。

他的即物穷理说，虽然有积极的一面，但是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环节，是极其次要的，其积极作用是极其有限的，而且受到整个体系的严重束缚。在以后各章，我们还会看到。

但是他认为理先于气而存在，却是真的。[117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。另一方面，薛瑄等人则开始解决朱熹理气论的矛盾，并初步提出唯物主义的思想。他说：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。

[217]《答吴晦叔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二。[49]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。[206] 这里，朱熹有割裂思维与感觉、理性与感性的倾向。把思作为认识的根本，而把耳目见闻当作枝叶，这是他自己颠倒错乱。

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，理会此个道理。[145] 他从道德本体论出发，进而把天地古今一切变化都归之于心的作用，由一心来主宰，来概括，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。

所谓截断言之，就是把理和气、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，割断二者的统一关系，分出先后。而人们的活动既有精神的，也有物质的。

[324] 总之是知之在先、行之在后。这一点同理气关系又不同。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上，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。[81] 道器关系也是同样，道亦器，器亦道，有分别而不相离也[82]。其性其形，虽不外乎一身，然其道器之间，分际甚明，不可乱也。他说：只有两件事，理会践行[228]，又叫致知力行。

[62] 这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。自人心而言，则为仁义礼智，这也是人的本然之心。

朱熹认为，人的认识由博反约，下学而上达，必须经过豁然贯通这个阶段，而豁然贯通必须以长期大量的积累为基础。[322] 这样的格物，当然不是把事物当作对象去认识，而是完全相反。

他反复强调理气没有时间先后，从时间上说，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。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，况太极乎。

对是两，对的结合是一。[164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、卷九十七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他又说：致〔中和〕[146]焉而极其至，至于静而无一息之不中，则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，故阴阳动静各止其所而天地于此乎位矣。

另一方面，分化出罗钦顺、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，而王廷相则更加具有批判精神。这样说来，朱熹哲学比佛教唯心论还要彻底。

要学圣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就要从思勉开始，今日勉之，明日勉之，勉而至于不勉。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，无有二理，须要到其至一处。

陆九渊则认为，心性没有区别，只是言偶不同，其实只是一般物事。二是向心学主观唯心论发展，从南宋末年到明中期，这一派占了很大势力。

因此，其中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人们在生产、生活中的各种知识。《朱子语类》云：问：未有一物之时如何？曰：是有天下公共之理，未有一物所具之理。[82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五。读书、亲师友是学，思则在己，问与辩皆须在人。

第二，他批判地吸取了张载的气化学说，第一次全面地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。[56]《周易本义·系辞上传》。

易之为道，一阴一阳而已。所谓推其本，是从逻辑上说，或从本原上说，天地万物、阴阳之气由本体太极所派生。

特别是他的知行互发说已猜测到知行之间的某些辩证关系，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行是检验知的标准。不仅天地如此，万事万物都是如此。